第一章 《反杜林论》的由来
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新兴资产阶级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与封闭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内在的根本矛盾使然，资本主义社会远非完美，更非理想。因此，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理论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始终就没有停息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使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真正成为现实，仅仅是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各种阴暗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从理论上彻底认清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切实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践。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不仅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武器，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说，《反杜林论》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反杜林论》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方法、原则和精神来把握与理解，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第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既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是给人们提供什么绝对永恒的教条、公式，而是紧紧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通过彻底贯彻这种思想精髓来紧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通过对杜林主义的批判，《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明确而又深入浅出地把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拉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来，而且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群众，加速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理解以及转化为行动指南。这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马克思在1877年对恩格斯工作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1]。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2]其中，《反杜林论》是一本“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3]。
写作背景
《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既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现实需要。
（一）理论背景
作为对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超越，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对平等、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从表面上看，市场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平等、自由等原则。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虽然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这是以资本对财富和劳动的控制、主宰为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不可能彻底解决平等、自由和公正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在两个方向上相继展开。知识分子专注于理论探索，致力于揭开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秘密；先进实业家则从事改革试验，通过实际的组织、实践，尝试证明共产主义生活的可行性、优越性。他们的努力、求索，是可歌可敬的。但片面地进行观念革新、理论创新，或者单纯地开展实验，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社会主义若想真正走向科学，理论认识必须首先实现科学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归根到底要以彻底地、科学地认识现实社会为前提。同时，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思想的变革，也必须与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检验和发展其科学性，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或教条。然而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任务，而在根本上有赖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实现的根本革命。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很多理论探索，大都归于失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缺乏对革命的实践的科学认识。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劳资矛盾的深化，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日渐发展。不同经历、阶层和思想背景的人，往往都对社会主义表示关心。杜林主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典型。
杜林体系及杜林主义的创始人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新的批判思潮的成员之一，与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政治立场激进，以批判时局为己任。杜林是以研究经济学问题起家的，他长期关注社会改革问题，以“社会主义的行家或改革家”的面目自居。由于他探讨的诸如“如何批判现实”、“如何建构新社会主义”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时髦课题，因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学说的关注。他极力推行所谓“新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所谓的“共同社会”。“共同社会”（Sozialitaet）一词是杜林生造出来的，与德语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相同而词尾不同
[4]实际上，杜林炮制出的这一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显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独创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
但问题关键在于，杜林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庸俗经济学的水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浅薄、空泛。无论是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还是187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都是如此。为了全面论证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绝对性，杜林又选择投身于哲学的改造事业。1875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式出版。依照杜林的自我理解，这本书全面、详细而彻底地为“新社会主义”作了世界观高度的论证；它在为人们提供全新的真正现实的哲学的同时，也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必然性及其理想形态。实际上，《哲学教程》由于基本抄袭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体系、框架，不仅算不上什么创新，根本就是哲学世界观的一种倒退。由此可见，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也就难逃虚假、空洞。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对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还是具有诱惑力的，特别是他一直遭到统治当局迫害的经历，也博得了革命者的广泛同情。
杜林鼓吹他的社会主义，是与其国民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精确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以现实状况为出发点，建立在承认固有规律基础上的。杜林宣称：“最新的和最深刻的国民经济学，不仅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而且也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者谋取自身解放的活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5]他所谓的规律，并不是指对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而主要是指对抽象人性和个人意志的认识。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伦理天性。杜林指出：“建立在自愿结合基础上的社会所关心的是个人——同多数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受到强制。”[6]在杜林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消除雇佣制和人对人的支配，建立以平等互助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种共同体实行以等量劳动等量交换的平等分配制度，来取消自由竞争及其带来的危害。由于他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原因的批判，将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为分配，等于把经济事实归结为主观意愿，这不过是以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版而已。在其思想后期，杜林改变了对“暴力国家”的批判，转而认为，政治权力和暴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具有永恒性。这种表面化的肤浅解释，使得杜林只能主张，可以利用现存制度达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而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以摧毁旧的社会为前提。杜林的这些想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主义，而且等于是在变相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杜林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一方面，它再一次证明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极其复杂曲折的。
（二）现实背景
无论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总结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回击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所提出的挑战，从而切实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完全确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德国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诞生地。但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落在了后面，属于典型的“后发”国家。但1871年德国实现民族统一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德国的工业就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必然导致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德国无产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遭到镇压而暂时处于低潮，英国的工人运动因受工联主义影响而停滞不前，历史的机遇使德国无产阶级迅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但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组织，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德国社会不成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当时的德国，正处于“超英赶美”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不同经济成分共存，不同阶级及其意识往往交互影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党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成。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积极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多成员，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些人始终不愿改造自己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面前，这些人的立场很容易发生动摇。同时，当时各种理论思潮对工人阶级的侵蚀，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社会改良主义等学说纷纷出台，抢占思想理论上的阵地。由于在理论传统方面，德国思辨哲学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主导形态，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哲学重视概念思辨，轻视现实批判；重视精神革命，轻视物质变革。围绕意识谈意识，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因此一些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者（有的甚至直接打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往往宣扬自己最平等、最革命，在思想世界里无比激进，但一遇到现实的物质斗争、物质问题，批判的威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长期流亡国外，他们的主要著作也没能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尽管德国社会主义党在建党时，曾十分明确地主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其党的纲领中，仍然包含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不成熟，使德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警惕性，给各种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其中杜林主义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一度给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造成思想上的诸多混乱，而且引发了宗派主义。
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思想观念的传播，杜林学说的影响迅速扩大，逐渐由党外波及德国社会主义党内部，消极影响也日渐蔓延。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公然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期刊上向马克思发起猛烈攻击。一些党内人士也受到杜林主义的蛊惑，竟然准备用杜林主义“反思”乃至要重整马克思主义。比如伯恩施坦，就曾为杜林的思想所折服。他在阅读了杜林的著作之后，认为，“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7]。伯恩施坦不仅鼓励党内同志和青年学生去听杜林的课，而且还积极邀请杜林为工人宣讲其理论。他同时指出，党内不能培养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其他诸如莫斯特、倍倍尔等人，也曾乐于撰文对杜林哲学进行评论。1874年，杜林主义在《人民国家报》公开露面。这与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反应比较迟钝，立场出现了一定的动摇有很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予以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李卜克内西等许多骨干力量终于醒悟过来。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致信恩格斯，建议其在《人民国家报》上回击杜林，揭露杜林主义的实质。于是，对杜林的批判开始提上日程。
应该看到，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攻击，绝不是处于理论上的分歧和对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德国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权。因此，为彻底驳倒杜林，恩格斯毅然放下手头工作而决定“收拾无聊的杜林”，这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革命现实的需要。